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8)
可以看出, 上述认识的不同, 是源于价值判断标尺的不同, 而对满族的民族认同, 即是否将满族视为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也是构成上述差异的重要原因。此外, 一些基础性研究仍有从理论上进行论证的必要, 诸如, 清朝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正统性问题、清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早期西方殖民势力东来的性质等等, 都是构成对明清易代以及清前期历史地位重新认识的重要理论问题。
其二, 有关清朝完成国家统一的认识。客观地说, 对该领域的考察, 不仅直接关系到对清朝历史地位及康乾盛世的评价, 而且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朝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并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和版图, 这一点在史学界已经得到认同。如果说还存有分歧, 那就是如何看待清朝统一的历史进程、国家为统一实施的政策以及统一带来了哪些结果或后果等。一种可以代表主流的观点认为:清朝统一西北等边疆, “是一场维护统一战争, 是与国内各民族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的历史趋势相适应的, 战争的结果, 巩固了西北边疆, 有力地遏止了沙俄和英国殖民势力的入侵”35。1993年出版的《清代全史》, 系邀集国内顶级学者协力写作、为代表当时清史研究水准的学术著作, 书中也充分肯定:清朝对准噶尔分裂势力的平定, “结束了北部边疆长期分裂割据战乱不已的局面”, 统一使清朝“用民族团结筑成了一道新的长城, 抵御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的侵略, 这是清代统治的伟大功绩”36。此外, 学者还指出:国家统一不但是清朝全盛最重要的标志, 而且也是促成社会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基本前提, 正是“在完成国家统一的基础上, 清代社会出现了经济的空前繁荣, 国力强盛, 国防巩固, 清王朝成为当时亚洲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 从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抵御了西方资本殖民势力”。强调“清代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是在同早期殖民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的斗争中实现的”37。
事实上, 除了上述列举的讨论之外, 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 通过对历史重大事件的综合考察即所谓的“革命叙事”, 将建国以来的诸如历史规律、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历史发展动力、大一统的历史观等重大理论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向纵深推进。但是, 由于研究者过分集中于宏观叙事及考述, 忽略了隐藏于历史表象后面的各种动因, 特别是对政治过程 (它包括政策的决策与制定过程以及推行过程) 的考察, 而这一隐藏在背后的内容应该更为精彩。
进入90年代, 虽然明清易代、国家统一、边疆民族等重大问题仍为学界所关注, 而官僚政治、帝王政治、宫廷政治、政治制度以及官僚大臣等方面的研究已逐渐取代前者, 成为政治史研究领域中的主要话题。如郭松义在对政治制度研究的基础上指出:突出皇权, 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在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特点。“清代的事权集中, 必然导致皇帝的专断独行, 但由于中枢办事机构干练, 减少了中间的环节, 工作效率提高了, 也加强了中央决策应变的能力”38。郭成康通过对官僚机构及权力分配的研究, 认为18世纪的清朝是“极端专制政体强化与完备”的时期, 而这一政治体制又是导致乾隆中后期政治腐败的原因之一39。高翔则从权力关系的角度, 对军机处、内阁和皇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辨析, 提出:创设于雍正年间的军机处, 其主要目的是将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雍、乾以后的政治实践证明:军机处和皇权并非同一概念, 它的出现对皇权的强化并无特别重要的意义, 非但如此, 在政治运行中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的传统独裁方式, 反而给皇权带来了新的异己因素。清朝君权的强化绝非军机处、内阁一两个官僚机构所能促成, 它是历史传统、思想文化和制度改革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40。这些讨论, 围绕专制皇权、国家权力、权力关系以及权力分配等政治史理论的核心问题展开, 是推动政治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重要成果。
但是, 政治史研究并没有按照人们希望的方向一路直前地发展下去, 接下来它几乎被铺天盖地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热浪所覆盖。那么, 在这种环境下政治史研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在回顾与反思中, 人们不难感受到, 自研究领域、研讨的问题, 到语境、文风, 甚至是方法等, 都处在悄然的调整中。概括起来, 大致有两个特点最为突出:
其一, 研究方法的转变。这一时期学界在方法上较为普遍地认同了以宏观理论为指导, 中观理论为阶段性研究目标, 微观叙事为切入点的研究模式, 也被称之为“小切口, 大视野”。这一转变得益于社会史与文化史对史学的改造, 特别是对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改造。而史学在叙事模式上的改变, 除了受到其时代流行的认识方法的濡染外, 也还受到改革开放后舶来的国外汉学研究的“侵袭”。其中,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从历史片段介入皇权与相权关系的讨论;孔飞力 () 的《叫魂》, 以民间割辫的故事, 揭示君臣关系与官僚政治的实态。这些方法带给史学界的除了耳目一新的感觉外, 还有对传统史学方法在价值判断上的震撼。可以说, 这一时期对政治史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在研究方法上迎来的这些挑战。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7/3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