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2)
但不可否认的是, 自80年代起, 随着史学研究的方法和主题日趋向多元方向发展, 经济史研究的范式也到了转换的时候, 其标志性的动向就是吴承明“弃资本主义萌芽”而“从事市场和商业史的研究”。他说:“资本主义是可以逾越的, 市场经济却不能逾越, 越过了, 还得补课。马克思说过卡夫丁峡谷, 中国实际上就没有资本主义时代, 我们把它越过了。因此, 我想提出, 在历史研究上, 不要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 与其说资本主义萌芽, 不如叫近代化萌芽, 即市场经济的萌芽。”5
很显然, 市场经济与构成资本主义萌芽总体概念中的商品经济、雇佣关系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所谓资本主义萌芽, 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其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学说。由此不难看出, 吴承明的市场经济学说仍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萌芽”等理论的反思基础上, 是对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视点和更宽的领域。他将商品贸易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粮价、物价指数以及国际收支等论题, 都纳入到研究的范畴, 以市场经济学说的“现代化范式”夺得了经济史研究领域的话语权6。所以, 也可以视为, 吴承明是抓住中国向近代转型时期的若干现代化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去寻找它的源头与动因, 是基于改革开放形势下对史学功能的诉求。但无论怎样, 这一研究都意味着有关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论范式出现了拐点。
90年代初, 黄宗智的《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及其相关论著问世后, 他的“中国的经验不过是一种他者的经验”, 是“依存于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模式”等观点, 引发学界对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在内的西方舶来理论的再次热议, 多数学者对他所表达的从中国历史的实际经验出发, 以多元标准思考中国社会的研究视角表示认同, 但对他所描述的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小农经济的“过密化” (过密型增长和过密型商品化) 即认为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商品化有可能带来农村“过密化”状态加剧的论点提出了质疑7。这从坚守亚当·斯密和马克思关于商品化必然导致小农经济质变的理论判断上讲, 质疑的出发点仍是肯定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的存在。
这一时期, 最引人瞩目的是李伯重的研究。他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理论赖以存在的基础--英国模式的讨论入手, 通过英国模式和明清江南模式的比较, 得出如果没有西方的入侵, 江南几乎不可能出现英国式的近代工业革命的结论。他将关注点放在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变迁及生产力的研究上, 提出“江南道路”及“江南早期工业化”的概念, 同时回应了“过密化”理论。他指出, 明清江南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劳动分工和专业化, “过密型增长”理论不适用于明清江南农村经济研究。他通过对江南经济主要特点的全面分析, 认为江南早期工业最终不能发展为近代工业的原因在于工业结构, 即重工业畸轻而轻工业畸重, 从而形成一种“超轻结构”, 难以向重工业转变8。
李伯重的这项研究, 被誉为是在与西方史学前沿进行同步互动之时, 注意到了中国的特色, 虽引进新方法却又不刻意标新立异的思维方式的更新, 是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经典理论的再认识, 并且是建立重视自身历史经验和独特价值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新典范等9。用彭慕兰的表述, 就是李伯重的研究是与中国大陆学界本身非常不一样的研究范式。这一转换, 无疑将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产生典范效应。
不难看出, 80年代以后的清代经济史研究已经开始注重中国经验, 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但同时也很明确地表达了对西方近代化理论的认同和偏爱, 并在社会结构方面欲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接轨, 甚或直接融入。尽管某些研究已有转轨的迹象, 但问题意识仍未脱离社会经济形态及生产方式的研究轨道, 所涉及到的经济现象与社会结构变迁等议题, 仍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大范畴之内, 甚至连研究的地域环境, 也是共同聚焦在东南沿海这一经济发达、生产力较高的地区。对此, 周东华以“新瓶与陈醋”的比喻质疑现代化市场经济研究的“瓶子里装的东西是否与原来一样”?夏明方则认为, 现今的明清史研究出现了一股“泛近代化”潮流, 吴承明等人以“市场经济”假说取代“资本主义化”假说, 就像当年在资本主义萌芽讨论过程中存在着一种愈演愈烈的“泛萌芽化”现象一样。
这些议论虽然不一定完全正确, 却不失为学术争鸣中应有的批判意识。即便是享誉很高的“早期工业化”理论, 它是否具有普遍意义, 即除了江南以外在全国其他地区是否有适应性?如果没有, 其他地区又是一个怎样的状态?这里似乎需要解决一个区域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的关系问题, 甚至还有范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认真地思考与对待。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7/3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