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7)
对于国内学者与“新清史”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异, 诚如刘小萌所说, “关于民族认同, 新清史似乎只关注满族的自我认同, 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从满族的多元认同入手, 揭示它与汉等民族的诸多共性, 而非单纯对立”29。“新清史”在研究方法与理路上的片面性, 必将影响到其对问题的判断。
显而易见, “新清史”不仅加快了清史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而且也使国家认同及边疆史的研究有了更广泛的讨论范围与议题, 甚至先前遭到激烈反对的对“满族汉化”的质疑, 也已经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反思。诸如郭成康的《也谈满族汉化》30一文, 即是从清朝如何抵制汉化过程中接受汉文明, 并卓有成效地维护了满族个性的角度, 讨论了满汉文化从冲突到融合的双向互动过程。定宜庄在《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31一文中也认为, 清王朝的儒化统治无论怎样的成功, 都没能将其带到东北、西北以及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观点都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新清史”的研究理念以及它所带来的学术推动作用。
但不容否认的是, 在“新清史”的研究体系中, 依然是西方理论在掌控着解读中国历史的话语权, 其中甚至不乏存有个人的政治倾向。在此, 我们依然主张将有关“新清史”的争论置于学术考察的范围之内, 避免将其政治化。同时, 我们还要强调的是, 清史不仅仅是满洲的历史, 而且是清王朝统治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从学术意义上说, 中西理论与研究框架差异的背后, 有着不同的学术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的民族历史, 正由于这些不同, 才产生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理念。因此, 对西方理论与方法认同的前提, 是必须要从中国历史本土化的观念和研究理路出发, 也即“在中国发现历史”。
姓名:刘凤云工作单位:
四 宏观与微观:政治史热点与研究视角的转换
政治史研究一向是清史研究的主阵地, 不仅集结着众多的学者, 且在研究领域上包罗甚广, 几乎可以囊括历史学领域的所有研究课题。所以, 要对政治史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全方位的梳理, 不仅限于篇幅, 而且也实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本文将从热点转换这一线索试说政治史研究视角上的变化, 也许有些话题已经不属于史学理论的范畴了, 仅仅是就方法或问题意识而言。
20世纪80年代系“文革”结束的初期, 政治史研究也从诸多禁锢中获得解放, 迎来了自己最绚烂的春天, 结出了满园的硕果, 特别是清开国史研究更是遍地开花。学界以明清易代为主线, 形成以入关前满族社会性质、清初社会矛盾、八旗制度、明清战争、清军入关与抗清斗争、清廷的统治政策等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基础研究领域, 王钟翰、周远廉、王思治、滕绍箴、李鸿彬、孙文良等一批前辈学者皆耕耘于此。值得提出的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历史发展动力与规律、社会变革动因以及阶级关系等理论问题的关注, 仍是这一时期清代政治史研究的讨论重点, 而出于对宏观问题考察的认知, 学者们对清前期历史地位、康乾盛世、清代国家统一与分裂等重大历史课题从理论上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论点。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提出:
其一, 如何评价清前期的历史地位。这是这一时期最令人瞩目的热点话题, 它直接关系到对清军入关及其重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认识。
王思治率先提出, 应将清史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 强调清朝统治对抵御西方殖民侵略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清朝所处的国际环境与以往不同, 这就是早期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已经到来, 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在边疆地区也因外来的侵略势力插手改变了以往的性质。因此, 当时的中国面临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抵御外国殖民主义的历史任务。他说:“历史业已证明, 当时已经腐朽的明王朝是难于肩负起抵抗正在到来的外国殖民主义的使命的。”因此, “清军入关及清王朝的建立, 使国家的统一得以早日实现, 多民族国家能够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因而在清代前期有效地抗御了西方殖民主义势力, 使我国的领土疆域最后稳定下来”32。庄吉发则从民族融合、国家统一的角度分析说:“满洲以边疆部族入主中原, 一方面接受儒家文化, 承袭传统的政治制度, 一方面积极整理边疆, 增进边疆与中原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种关系, 加强少数民族对中央的向心力, 而具备近代世界各国公认的关于领土主权所包含的基本内容, 经过清代长期的统治, 满汉畛域, 逐渐消弭, 各部族之间, 日益融和, 汉满蒙回藏以及其他少数部族都成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终于奠定版图辽阔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基础, 清代前期的历史地位及先民的贡献, 是应该加以肯定的。”33而顾诚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了国内政局大动荡, 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 也是不容忽视的。”34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7/3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