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3)
循着研究范式的思考, 夏明方还提出, 随着全球范围的“后现代转向”和“生态转向”, 更由于国内环境问题的日趋严重以及由此而来的环境保护思潮的兴起和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迈进, 人们或许将会从明清时期的中国又寻找到某些“后现代因素”或生态经营模式10。这一议论表达了学界对经济史研究向生态经济史范式转向的期待。而无论是“现代化市场经济”, 还是“江南道路”与“早期工业化”以及“过密化”等概念或理论框架, 它们都在传递着经济史研究欲摆脱对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等理论的过分依赖, 向多元思维及理论转化的一个时代信息。
事实上,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 随着新生研究力量的成长和改革开放带给历史学如何学以致用的反思, 经济史研究的范式转换正朝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国计民生的研究内容伸展11。诸如人口增长与土地等资源的关系, 地租、税收与生活水准, 经济作物的传播与移民, 贸易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变化对经济现象的影响过程等问题, 愈益被学者们关注, 体现了新时代经济史学从社会科学多学科获取理论资源的要求, 是经济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姓名:刘凤云工作单位:
二 “新史学”的热议: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地
“新史学”是近年备受瞩目的一类研究成果, 其关注的话题多是最能引发热议的社会问题。那么, 何为“新史学”?它的源头以及现在演绎的状况如何?它是方法还是理论, 抑或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路径?为什么它多在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里开花结果?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
1903年, 梁启超以《新史学》命名, 提出了史学革命的思想, 他痛斥“君史淹没民史”, 倡言历史当为“全社会之业影, 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12的史学新观念, “新史学”由此宣告诞生。这种以传统旧史学反叛形象出现的“新史学”, 其历史价值观已经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 国家、民族、民权等观念逐渐取代了朝廷、帝王、专制的传统观念, 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新的价值判断标尺。一批学者在批判旧史学的同时, 提出了创立中国“新史学”的论题。
但是, 真正将“新史学”的真谛完全应用于实践性研究, 在史学中扭转“精英本位”研究格局并产生重大影响的, 当发生在90年代走热的社会史研究领域。
由于社会史强调“要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 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 审视帝王将相, 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与现象”, 这与“新史学”要打破帝王将相史一统天下的历史观不谋而合。“新史学”虽未以“社会史”的名称自许, 但其以下层民众为历史研究主体的立场, 却鲜明地体现在当今的社会史研究之中, 在研究对象、路径以及理论上取得了价值的认同。赵世瑜曾明确表示:“社会史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 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13虽然所言“社会史”研究将取代“政治史”研究有夸大社会史地位的意图, 但可以认为, 这是在“新史学”的视野下去阐述社会史研究对象、从社会下层出发去探讨国家政治及社会重大问题的新路径与新视野。20世纪末的社会史研究也确实是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 并在不同的研究格局中形成了各领风骚的局面。诸如冯尔康、常建华等对宗族社会、社会生活的研究, 郭松义等对伦理、婚姻的研究, 葛剑雄等对中国人口史及移民史的研究, 唐力行等对徽商的研究, 马敏等对晚清绅商和商会的研究, 陈支平、郑振满等对福建家族势力的研究, 陈春声、刘志伟等对华南民间信仰的研究, 蔡少卿、秦宝琦等对秘密社会的研究, 李文海、夏明方等对近代灾荒的研究, 乔志强、赵世瑜等对近代华北乡村社会的研究等, 都是引人注目的成果。而这些成果几乎都或多或少地打上了“新史学”的鲜明烙印, 其共同点更在于他们的史观及问题意识都建立在以下层民众为历史研究主体的立场上。
但是, “新史学”研究的意义绝不仅仅停留在将研究内容定位在对普通民众进行“国家意识”的塑造上, 还在于它个性突出的问题意识以及对西方史学理论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关注与积极引进, 而这一点同样成为社会史在研究中欲摆脱教条化史学的一种努力。例如王笛对成都街头文化、下层民众及其公共生活状况的诠释, 明显是受到“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研究范式的影响;刘志伟对汉化移民向边疆扩散的历史梳理, 是建立在人类学有关族群认同的分析路径上;余新忠的身体史研究, 更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产物14。凡此不胜枚举。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7/3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