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清史研究三十年(4)
这一个个题材不断更新的个案研究, 其共同点, 都是从微观视角出发, 在对历史进行多层次、多方面的综合考察的基础上形成宏观认识。可见, “新史学”已为诸多社会学科购置和规划出一块最大的领地, 其多种学科交汇的方法和路径作为重要的资源最直接地支持着研究的选题和叙事风格。因此, 就方法论而言, 这些研究当契合“新史学”从处于边缘的社会史问题切入到国家政治与文化等中心语境的研究路径。而有关国家与社会关系等问题及理论的探讨与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开拓, 更属于社会史研究中新的两大研究取向。而社会史研究的这些新内容、新取向也同样在“新史学”那里找到了学术价值上的认同。
所谓“国家与社会”, 是伴随着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等概念而引入中国的一种新的理论体系, 也可称之为一种理论分析框架。对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讨论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但近年中国学界的热衷和追逐似有后来居上之势, 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分析模式的文章与著作随处可见。
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研究热潮的兴起与马克斯·韦伯等西方社会学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得到热捧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同时也应当承认的是, 从单纯的基层社会研究转而以基层社会研究为切入点关注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使得自下而上的各种分散选题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 预设的问题意识有了更明确的目的性, 不失为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研究路径。不过, 在借用西方理论框架进行研究的时候, 需要注意将其“中国化”的问题, 即中国经验不可忽视。因为与西方的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甚至二元对立的体制不同, 传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表现为一种相当复杂的一体关系。因此, 使用西方理论又要做到兼顾中国国情是个很难的事情, 稍有不当或偏离就难免会丧失研究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特别是后者。
如果说“国家与社会”的理论框架, 赋予了社会史以思想性, 甚或有了充分发挥的舞台的话, 那么区域史研究则提供了一种路径、一片适宜社会史耕作的土壤。中国幅员辽阔, 地区性差异很大, 因而把中国的历史变迁置于有限的空间维度下进行考察, 是最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 它有利于研究者从限定的地域环境去发掘社会生活、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等各方面的整体性结构, 并可以通过指定的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去整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区域研究的路径或许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弥补“国家与社会”理论构思上的不足, 而区域研究框架也以其内在的发展潜质成就了社会史一个又一个新鲜的讨论话题。
此外, 关注历史记忆和历史书写在内容取材与选择上的有意性及其与社会观念建构的关系、追逐被国家历史表述忽略了的过程细节、阐发新名词中的思想史以及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语境等诸多问题, 也被“新史学”囊括在其研究的范围之中。例如, 葛兆光认为, 历史书写中不仅有加法, 也有减法。历史中不断涌现的现象是用加法来呈现的, 它主要体现在对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的叙述, 所谓“减法”, “是指历史过程和历史书写中, 被理智和道德逐渐减省的思想和观念, 过去的思想史太多地使用‘加法’而很少使用‘减法’去讨论渐渐消失的那些知识、思想与信仰, 包括被斥为野蛮、落后、荒唐、淫乱以后逐渐‘边缘化’和‘秘密化’的过程。其实, 正是在这些思想或观念于主流社会和上层精英中渐渐减少和消失的过程中间, 我们可以看到被过去遮蔽起来的历史”。又如, 赵旭东与罗劲通过对河北白洋淀一位抗日英雄被记述的过程的分析, 认为历史记忆即对英雄人物等的认知图式应该有两种, 一种是跟国家历史表述中的历史真实相一致的英雄图式, 另一种则是对此图式构成挑战的对英雄叙事的怀疑。而这另类图式的提出, 仍然表达了史学界欲颠覆唯有主流社会掌控历史记忆与书写局面的意愿, 为非主流意志也即下层民众视角的历史阐述留下了空间15。
而这些研究, 已不单单局限于社会史领域, 许多话题已经属于思想史、文化史的范畴。从近期杨念群、黄兴涛等提供的研究范本--《新史学》文集看, “新史学”已把史学研究带进一片更加广阔的文化史的新天地。《新史学》第3卷直接以“文化史的再出发”为题, 围绕概念、观念与话语, 文本、知识与信仰等思想文化领域里的互动关系, 去讨论其中所渗透的政治、社会与文化, 旨在强调人文化的学术追求与多学科的问题对话, 揭示并把握观念的社会化程度、信仰的本真性以及概念史的实践等。黄兴涛还特别提出, 要加强文化的社会史取向, 指出:“社会和文化既不可分, 历史更是一个整体, 文化有其社会性, 社会也含有文化质。”并将社会与文化这两个界域的打开概括为新文化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 即“文化现象的社会考察探究”和“社会生活的文化提炼抽象”16。这或许就是关注社会文化的史学家从“后现代”的视角去注视历史人物在社会实践背后的文化意义的一种方法, 而早在2001年的世纪之交, 刘志琴、李长莉、左玉河等人就发起并组织了“社会文化史”的研讨, 表达了学界对“社会文化史”或者是“文化社会史”研究取向的认同。所以, 文化视野的广角镜头, 无疑将给“新史学”再次注入新的活力。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0/1027/38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