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在争论什么(3)
转型中国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标是消除存在于经济中的各种制度扭曲,建立完善的、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这一点我与小凯和维迎是有共识的,不同的是对制度扭曲存在的原因的认识。在小凯和维迎的框架中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外生的,所以去之惟恐不及,越快越好。我也认为这些扭曲是政府强加的,是有代价的,是内生于保护补贴的需要,所以,我认为渐进双轨的改革既能维持稳定,又能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来取得快速增长,并为改革原来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制度扭曲创造条件,所以渐进双轨的改革是在局限条件下的最优选择。
杨小凯
回归亚当·斯密,到底回归到什么?
在复旦大学的会上维迎和我都主张我们在讨论政府的作用时,应该回归到亚当·斯密,但是要回归到什么?维迎主张回归到他所总结的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出的观点,也就是他认为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能是“创造给人自由的环境、法治、包括产权制度的保证”。我则主张回归到斯密的研究方法,也就是《国富论》的完整的书名上所昭示的《对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为何我不主张回归到斯密提出来的观点,而主张回归到斯密研究问题的方法?首先,认为政府的责任只在维护“自由的环境、法治和保护产权”是否完整地、全面地总结了斯密的观点?显然不是,斯密在《国富论》第五篇中对政府的责任的描述还包括“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对于一个大社会当然是有很大利益的”。斯密还认为:“一国商业的发达,全赖有良好的道路、桥梁、运河、港湾等等公共工程。”世界银行在二战后成立,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帮助发展中国家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后,改为认为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企业家的责任,应该依靠市场,而不应该依靠政府来建设,世行负责基础设施的部门被撤销。结果过去三十多年,拉丁美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除了易于收费的移动通信有私人企业投资外,基础设施没有任何改善,到处成为发展的瓶颈。
其次,即使有了完整的斯密的观点是否就足够?显然也不是,因此,维迎自己在小凯的追思会上演讲的题目是“修正的斯密模型”,把熊彼特重视企业家精神的主张也添加进来。但在复旦大学的会上当我提出斯密的观点来自于对工业革命以前西欧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的总结,而现代的快速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不能简单照搬《国富论》里的观点时,维迎回答:“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是免不了犯错误的。比如说日心说,其实古希腊人就提出来了,后来被否认,一直到哥白尼才得到认同。经济学更是这样。所以我认为不能说因为亚当·斯密那时候不具有现代的技术,他的理论就比现在的更差。”显然他这个回复是和他的演讲“修正的斯密模型”的精神是相左的。
我和维迎和小凯以及在很大程度上和国内经济学界多数经济学家的差异在于:我们应该回到斯密,或是,斯密加熊彼特,甚至加凯恩斯、科斯或哈耶克的研究所得出的观点,还是应该回到斯密所倡导的对现象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按这个办法对我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自己独立进行研究来得出自己的分析、观点和解决办法?斯密、熊彼特、凯恩斯、科斯、哈耶克等大师都是以这种方法来研究他们所在的社会、所处的时代的问题而得出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贡献的。这也是放弃了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的萨克斯,在接受李稻葵的访谈时所主张的:“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才出现的问题,想从斯密或其他过去的经济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找理论观点做为经济转型的政策依据,而不是去深入了解转型中国家问题存在的真实根源,据此寻找解决问题的新办法,是华盛顿共识失败的主要原因。
其实,即使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理论也不见得对发展中国家都有指导意义。这是因为这些理论都来自于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他们的技术和产业都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对于他们来说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只能自己发明,而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技术大多处于世界的前沿之内,他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可以有后发优势。适用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政策和制度不见得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qikandaodu/2020/1104/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