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在争论什么(2)
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等问题,是双轨制改革引起的,解决这些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在条件成熟时,深化市场改革,把各种要素扭曲消除掉。苏联和东欧国家虽然进行了“共和宪政”的改革并采用了“休克疗法”,但是,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政治不稳,或是因为这些企业是国防安全和国家现代化所需而不愿让其破产,在休克疗法消除了旧的补贴以后,又引进了新的更大、更隐蔽的补贴,结果,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现象也就愈发严重。所以,腐败、收入分配恶化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进行共和宪政改革,而在于有没有保护补贴所形成的制度租金。
我和小凯的核心争论其实是在于:第一,共和宪政是否就是最优的制度安排?第二,是否应该采取休克疗法把各种制度扭曲都一次性消除掉,再来发展经济以克服“后发劣势”,还是应该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边发展经济边改革完善制度?
对于前者,小凯和萨克斯等合作者认为英美的共和宪政是最好的体制,所以,为了推行共和宪政,小凯认为美国出兵伊拉克是值得支持的。他也把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金融危机作为是日本没有推行英美共和宪政的结果。但是,美国在2008年也爆发了金融危机。同时,欧洲有许多国家没有采行英美的宪政体制,发展水平、社会公平、政府清廉等却高于英美,亚洲国家中唯一收入水平高于美国的新加坡也没有采行英美共和宪政体制。
对于第二点,现在回头来看,苏联和东欧的国家不仅没有中国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而且,如前所述,根据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的许多研究一再发现,出现于我国的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在这些国家同样存在,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不知道12年后的今天小凯若是有生,在这些事实面前是否还会坚持我国应该先进行共和宪政的改革克服“后发劣势”,等他心目中理想的宪政体制建立起来后再来发展经济。但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倡导“休克疗法”最力,和小凯一起发表引发我与其商榷的《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萨克斯的观点显然是变了。2014年3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会议时,接受了李稻葵的访谈,在访谈中他高度赞扬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的成绩,认为“这在人类经济历史上都是很罕见的”。对于中国当前的挑战他则认为:“国与国之间很难相互比较。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任务,都有自己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学会解决自己的问题。”在2005年出版的《贫困的终结》一书中他则高度评价中国的减贫成绩,大力向非洲推荐中国的发展经验。
中国经验的解读
在复旦大学的争论和后来的媒体评论中,多数参与者认为,过去35年中国的增长绩效是政府选择退出经济领域,废除众多管制,选择性地提供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环境,创造和维护了一个相对促进绩效的竞争秩序框架所取得的成果。以此证明市场的重要性,反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超过“保护产权、加强法制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
显然,在争论中多数学者把转型问题和发展问题搞混了。就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型而言,不管发展绩效好或差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都必然减少,否则,就无所谓的转型可言。问题是:是否政府的干预取消得越彻底,经济发展的绩效就越好?拉美国家在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虽然有不少像智利那样,各种市场自由化的指标都很超前,被认为是华盛顿共识改革的模范生,但是,经济绩效改善有限,普遍仍然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所以,不能在中国的转型的过程中确实是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少,就认为这是市场自由主义的胜利。
同时,我认为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政府的政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否则,我国怎么能够维持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创造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可是,过去正确的政策并不代表现在就不需要改革,因为条件不断在变化:过去,以价格扭曲和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缺乏自生能力的国有企业是维持经济社会稳定的必要措施,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现在,经过35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已经是一个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已经不再极端短缺,再给这些产业中的企业保护补贴,对稳定经济没有必要,只加剧了寻租、腐败和收入分配不均,就需要与时俱进地给予改革。我在过去的一系列著作以及在复旦大学的主旨演讲中都说过:“原来保护补贴是雪中送炭,现在变成锦上添花,要消除腐败和收入分配扩大化,就必须把保护补贴消除掉,也就是深化改革。”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qikandaodu/2020/1104/4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