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创作谈”——书信中的当代中国(2)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1/0904/7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