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之夜|中法学者畅谈当代家庭、亲密关系与(4)
刘擎在引言《双重麻烦》中表示,近二十年来,中国大城市中包括大龄未婚、离婚、长期分居或选择不婚的单身女性数量不断增长,她们大多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和出色的职业成就,她们用进步主义的思想来应对来自父母亲友的催婚压力这种传统的麻烦,也被一些社会舆论称为独立女性。但她们还面临一种新的指控,这种指控声称女性为了自我发展而放弃家庭不是进步,而是加固了男权主义的支配,即这些追求事业的女性是受到了男权主义的成功标准的规训,陷入了另一个圈套,成为了“亚当的克隆”。刘擎对这种质疑进行了辨析,一方面他认为这种批评有着某种警示,当女性走出家庭拥有独立收入时可能面对走入商品拜物教和消费注意陷阱的风险,但另一方面夸大这种危险是错误的,认为女性要么成为男权的受害者要么成为其帮凶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刻板印象。尽管在乌托邦社会到来之前,所有的成功都无法完全摆脱社会的成功标准和权力结构,但权力也总是饱含着裂痕,其中蕴含着反抗、抵制和超越的可能。他还指出,那种批评还隐含着让女性回到家庭的主张,但只有的那个女性的出走以及独立生活真正成为可能选项之后,返回家庭才可能是本真的自我选择。经济独立是女性走向本真自我的第一步,即便这一步不得不借助现有社会经济结构的奖惩机制,但如果把女性看作是具有能动性的主体,那么第一步不必以决定论的方式影响她们的后续选择和道路,也就是说她们不必决定论地陷入过去资本主义和男权主义的陷阱。
在讨论环节,谢晶提到当我们讲到平权、平等,无论是在家庭领域和还是公共领域,似乎都是女性在试图寻找解决方案,因为事实上她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这是一个男性和女性共同面临的问题,男性可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可以共同做些什么来改变现状。刘擎说,我们追求男女平等需要重视职场、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的结构性差异,例如公共厕所的男女不平等就说明表面上、形式上的空间分配不能带来实质上的平等。男性有能力承担准备食物、照顾孩子等工作,而且能够从中获得幸福。但由于孩子在哺乳期就和母亲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有时父亲会觉得插不进去。但男性需要有这种敏感性,要看到照料家庭和孩子占据了女性更多的时间,同样在工作场所当中,正确的对待女性的方式不是表面上的让她先走,而是要真正体验到她的负担,这是需要学习的。桑格利表示,1930年代以前家庭妇女为丈夫和孩子服务,后来一家之主的逻辑消失了,但现在的家庭又出现了一种依恋的理念,说是为了孩子心理发育的完整,实际上又是把母亲和孩子的关系巩固起来了。而研究表明,如果一个女性多花两个月时间哺乳,那么15年之后她的工资水平仍然和其他女性存在差距;孩子的数量越多,丈夫和妻子的工资差距就越大。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孩子是一个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很好的借口。弗雷斯则认为仅仅教育男性做家务不是很痛苦的事情是不够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必须要接受家庭里面会产生冲突,不平等不是通过温文尔雅的讨论就能解决的。性别平等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事关正义的政治问题。项飙也表示,如果将性别平等降维成道德问题、个人选择,到最后就是相对主义,每个人都可以说当妈妈很幸福,是自己的选择,但这个选择是完全自主的、还是外界给予暗示甚至强制的,讲不清楚。所以,不是要走出家庭,而是要改变家庭,必须要有产假、工资、职业生涯连续性方面的改变,才能撬动家庭内部的关系,而不可能通过内部调节来实现性别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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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1/0610/63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