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信任危机——当代西方社会学(3)
吉登斯指出,在网络化、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强,这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一种常态。权力运行和政府行政本应根据这种变化做出符合实际的调整,可是,一些掌握专家系统和行政权力的人,不是努力认识不确定性产生的根源,而是试图用植根于确定性的知识和权力,去控制和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但其结果适得其反,不仅无法消除不断滋生的不确定性,相反却产生了危害更为严重的人为不确定性。人为不确定性并没有实现国家的意志,相反却引发了社会对国家和政府更为严重的怀疑,社会信任由此变得更加难以维持。
卡斯特十分尖锐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论述了网络化时代信任危机的严重性。在他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改变了社会的运行方式和权力关系,以工业化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权力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必须顺应网络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做出调整,否则不仅其权力运行机制要遭遇不可回避的挑战,权力作用的效力必将日渐衰退,而且其权力体系存在的合法性(即存在根基与合理性)也将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这种变化反映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就是社会对国家的认同或信任发生裂变甚至崩溃。而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则是最重要的社会信任,它的裂变与崩溃必然就是最严重的信任危机。
应当承认,在当代西方社会学关于不确定性引起信任危机的研究成果中,能够发现很多不乏真知灼见的重要观点。包括他们为国家或政府提出的应对不确定风险和信任危机的对策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西方社会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具有比较重要的实践意义。然而,当代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引起西方国家的足够重视,在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行为或社会政策中仍然固守着由工业社会延续而来的传统,常常表现为以工业社会的确定性原则去简单地应对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及其引发的信任危机。其结果是,尽管国家对社会控制日渐严厉,但社会不确定性动荡和信任危机都未见趋向缓解。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既有西方政界对网络化时代到来的深刻变革认识不足,仍然用工业社会的立场和原则去对待大势所趋的网络社会变迁的失误,也有当代西方社会学在学术研究和观点阐述上的理论局限。进一步说,当代西方社会学虽然考察了从工业社会到网络社会的重要变迁及其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但是通常停留于对这些变迁现象的描述与讨论,而缺乏对产生这些现象与问题根源的追问,以致未能从根本上揭示问题的实质。
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的诸多论述中,具有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卡斯特,对网络化引起不确定性加剧和信任危机的论述是比较深入的。卡斯特明确指出,网络社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迁,而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其结果是诞生了一种新社会形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斯特论述的网络社会变迁是从经济领域的变化开始,实质上是论述了信息技术革命引起了生产关系变革,并且,他还论述了在新的市场关系和经济关系基础上,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也发生了深刻变化。
但是,卡斯特没有明确宣称,他是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网络社会崛起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观点是:以生产工具革新为标志的生产力革命,必将推动生产关系变革,而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亦即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之后,必将引起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转变,此时一种新社会形态就诞生了。不难理解,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能清楚而深入地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学所论述的一系列问题的实质。
计算机、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都是与制造物质产品的机器不同的先进的生产工具,它们已经标志着生产力发生了革命。而新的生产力要求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化。以创造信息和传播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信息生产,无论就其生产对象还是生产工具,都是以不确定性为本质特征的。信息只有不断更新、广泛传播才能发挥作用和保持生命力,而信息技术也一定要不断创新和持续提速才能竞争获胜,这些都决定了当代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发展变化的不确定性趋势。正确地认识网络社会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基础上形成新型社会信任,或许是人类社会形成旺盛活力和稳定秩序的重要途径。
(本文系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网络社会的现实基础、本土特色与运行模式研究” (19JJD)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1/0428/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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