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发展的客观逻辑及其哲学课题(4)
与构建当代形态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相联系的,是实现人与“存在”相统一的具体路径。在此方面,马克思的实践观以及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都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马克思从人类的物质生活领域寻找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源,揭示了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特别是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找到了人与自然界相统一的现实基础,从而将人类历史理解为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而生成的历史,将被西方理念论传统所推崇和作为世界本原的理念世界归根于感性经验的现实世界,从根本上扬弃和超越了西方以往的形而上学。正如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宣告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
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较为侧重于从人自身之外寻找人与“存在”相统一的路径不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提供了一种人与“存在”相统一的内在路径和模式。该论运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方法,认为具有普遍性的、作为世界之终极根源的“道”就存在于每个特殊的个体生命之中,“道”即每个特殊个体的心性。由此前提出发,它将人性区分为先天之本性和后天之习性,即孔子所云的“性”与“习”,在将先天之性理解为“道”的体现的同时,将后天之性理解为主观意志和社会环境等诸种后天主客观因素影响和作用的结果,而将人的生命的发展和完善过程理解为通过内在反省和心性澄明而由后天习性复归于先天本性的过程。这无论是在老子的“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孔子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以及《易经》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还是在惠能的“识心见性”中都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应该说,中国传统哲学的心性论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存在”相统一的内在根据,是中国文化和哲学数千年积淀的智慧结晶,对于实现人与“存在”的统一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予以继承、转换和发展。
3.塑造合理的主体性,让哲学成为安身立命之学
基于现代化进程以及现阶段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客观逻辑,当代中国哲学需要塑造或构建合理的现代性特别是中国现代性。
关于现代性的讨论已经甚多。对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哲学家、思想家们意见不一,歧见纷呈。在笔者看来,主体性(在广义上说,应内含个体主体性、群体主体性和类主体性等各层次,也应内含互主体性)是现代性的底蕴和主要本质规定。而作为现代性规定的主体性的内在矛盾则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矛盾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在这里,民族性具体体现和表征本土性与域外性的矛盾,时代性则具体体现和表征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相互交融、互为前提。据此,有理由认为,所谓塑造合理的现代性,在哲学上实际上就是塑造合理的主体性,就是认识和解决好科学性与价值性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
在当代,在世界范围内,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矛盾以及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愈益彰显。就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矛盾而言,两者的关系被愈益分离和割裂:一方面,价值性脱离了科学性的基础,导致价值观的异化,导致普遍物欲主义、资本逻辑宰治、诸种极端利己主义,如此等等;另一方面,科学性则脱离了合理的价值性的统摄,导致科学理性的异化,导致海德格尔所着力批判的、异己的技术“架构”或技术世界的统治,成为资本和各种极端利己主义满足私欲和私利的工具。从而,贫富分化和阶层、民族不平等现象加剧,公平正义遭到践踏,和平发展受到威胁,生态环境受到破坏,以工业、科技和市场经济为特征的物质文明同以人文精神、道德理想和终极价值关怀为特征的精神文化的对立愈加突出和尖锐。就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而言,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换充满坎坷,本土性与域外性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和冲突加剧。同时,民族性难以被充分赋予时代的特质和被提升到时代的高度,往往沦落和体现为孤立自闭的民族主义;而时代性则难以被民族化,脱离乃至在某种范围内或某种程度上丧失赖以依托的民族根基。
文章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网址: http://www.ddjjyjzz.cn/zonghexinwen/2021/0413/56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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